目前所有的村委会干部事实上都变成了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公职人员(尽管待遇有别于公务员)。
面对法治政府建设的复杂繁重任务，应发挥好督察考核的指挥棒和风向标作用，既要督任务、督进度、督成效，又要察认识、察责任、察作风，真正把责任压实、要求提实、考核抓实中国在国际人权事业的发展中，积极从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体系中确立人权文化，扩大在国际人权舞台上的话语权，将国际人权话语的元素融入多元的价值体系之中，形成人权保障形式的多样性。
中国政府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参与国际人权法治体系，认真履行国际人权义务，大力推进全球人权事业的发展。《白皮书》列举了详细的数字，提出实践中对犯罪嫌疑人等权利的具体保护情况，赋予人权的法治保障更丰富的内涵，凸现了中国人权的实践性，集中反映了人权保障的实践属性。《白皮书》提出的人权的法治保障内涵十分丰富，其中呈现出三个重要特点，即人权法治保障的综合性、实践性与开放性。这种来自于实践中的人权有助于体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保护公民的生命健康安全，使人权从价值与原则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一种人们感受到的生活方式，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加强人权法治保障，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把人权的法治保障作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础与重要内容。
如人权法治保障体现在立法、执法、司法与守法的各个环节，使宪法中规定的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成为法治发展的总体价值观，落实好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服刑人员的合法权利是衡量一国人权保障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目前的种种反腐败模式至少解决不了反腐败的稳定性与连续性问题，针对十八大以后高压式的反腐，面对反腐去库存与结构性腐败的张力，我们应该对腐败增强零容忍的态度。
本文就是回到更为宏观的层面，把监察体制改革视作一项宪法工程，对其进行宪法设计。根据新中国的政治传统，国家机关冠以人民字样，以彰显国家机关的人民性。自治分为少数民族区域自治，街道、居委会、村委会的基层自治。改革的话语持续了已近40年，改革成效可以说是非常显著。
小修同样存在很多问题，若仅用1条来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可以设立并授权全国人大立法，对于如此复杂的机构建制来说必有制度不周延处，也会导致将一个宪法保留的事项全部授权出去，从而与宪法的根本属性不符。国务院系统的行政监察机构并入，加上检察机关反贪、反渎、预防职务犯罪部门的转隶，再加上原来的党内纪检机构，国家监察委员会这个机构差不多成了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和党权于一体的机构。
中国人大除了其特殊的宪制地位，还必须遵循近代以来代议自治原理，通行的包括规则自治、机构人员自治、纪律惩戒自治。检察机关面对各种改革，其理论研究似乎从来是热闹但不深刻，过去的检察理论对检察制度的定位绝大多数是不准确的。（二）两种改革的逻辑与结构性张力 李林教授提出两种改革逻辑：一是规范主义改革逻辑，即尊重宪法权威，尊重法秩序的稳定性，保护人权。因此，在设计国家监察体制的时候，也必须要将防范权力可能存在的恣意或滥用作为一个重要的目标。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制定国家监察法，依法赋予监察委员会职责权限和调查手段，用留置取代‘两规措施正是落实上述目标的伟大战略部署。至少，中国宪法学不应当是单一的文本主义观念或者说是形式主义主导的路径，而应当是两种取向并存且多元的状态，是形式主义和现实主义都有其强烈责任感的状态。这就是面向现实的中国宪法学的任务。过去人民监督员是检察院一家的事情，四中全会后成了司法部、人民监督员制度两家的事情，全国人民监督员的规模已有数十万。
按照刑事犯罪学的原理，查1个人至少影响3个人，那么监察覆盖8000多万财政供养的人，理论上至少到达2亿~3亿人口范围。如果是针对腐败犯罪，则是职务犯罪刑事侦查。
其三，监察机关应尊重人民代表之民意代表身份。对于监察委员会的工作机制、具体职权、监察程序、法律责任等内容，则可规定在正在审议的《国家监察法》当中。
这才是根本性问题，也是解决当下中国的改革、发展与制度变迁的基础。过去的这30年正是中国法治快速发展的30年，是中国迈向政治文明的30年，所以重视文本的理念正当其时，我们寄期望于强调文本的重要性并通过文本解释达到发挥宪法效力的目标。曾经一度引起争议的有人主张司法改革要去掉人民法院中的人民，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一看法目前占据主流地位，差异在于行政调查权和刑事侦查权的区分情况：如果只是针对违反党纪和行政法规，则是职务违法违纪调查。如何解决此逻辑上的悖论无疑是改革面临的难题之一。其二，监察机关不得介入权力机关职权的核心领域。
很多时候都不得不发出疑问，我们真的弄清楚党与政之间应当如何进行宪法叙事了吗？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问题上，党政就不再分开。实际上，党与政的关系必须要回答清楚，这是中国宪法学的使命。
第五，审计制度的去向问题。第一种是自秦以来的御史制度。
实际上，重申宪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我们就能发现未来无论国家监察机关如何设计，其职权如何，公民人身自由的保障都是绝对的。现在被剥离了上述权力后，公益诉讼如何继续顺利进行，这也是未来司法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难题。
它们恰是国家监察立法的原则性问题，也应该是《国家监察法》(草案)的主要内容。全覆盖的第一个问题，全覆盖如何监督人大？其他所有的国家机关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国家监察委员会监督到底是监督人大的什么？笔者的初步想法是：可以监督个人而不能监督机关。建构一种什么范式的制度，如何制度取样？笔者认为监察制度主要有三种制度取样。加强对国家机构的研究，这只能算是妥协的说法，因为真正要研究的并不只是宪法文本上的国家机构条款，而是回到了更本质的问题，也是宪法的内涵与功能上面———如何理解宪法所建立的民主体制，如何理解宪法所维护的民主体制。
但中国宪法学不能仅仅停留在重视文本之上，不能陷入全然的形式主义窠臼之中。换句话说，新建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尽管是一个反腐败的机构，却与当下的纪委反腐有了很大差别，首先就是在理念和目标上的差异。
形式主义宪法学有意忽略这一点，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他们忽视了党的存在、党的领导以及党在实践中的表现，只求在体系化的结构中寻找宪法的一个领地与空间。宪法文本是宪法学赖以存在的基础，也是我们建立宪法秩序时必须要有的理论准备。
一、监察机关性质的宪法设计 （一）是人民监察委员会还是国家监察委员会 监察机关是否应当命名为人民监察委员会而非国家监察委员会？这关乎宪法确立的社会主义民主形式和监察机关的属性定位。二是监察机关亦可对法官的个人行为进行监督，但不得有碍法官之独立审判。
进入 秦前红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其三，监察体制改革与司法体制改革的关系。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为了解决检察院自侦、自诉、自捕的问题而产生的，当上述三项职能转隶后，人民监督员制度是跟着转隶，还是重新包装上市，还是就此休止，确实需要好好研究。政治宪法学重提序言的价值，并围绕着序言提炼根本法，这种思路的确有价值，却仅仅回应了效力和价值的输入与基础问题，无力形成一个明确的结构。
实际上，割裂地看待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的行政调查属性和刑事侦查属性都是不合适的，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的具体职能绝非单一的刑事侦查权或行政调查权所能涵盖。（二）是监察权还是行政权 由人民性所引申的一个问题是，监察机关所行使的监察权(监督权)究竟属于何种性质？众所周知，划分权力是设计政体、配置权力的基本原理。
改革需要将原属政府与检察院的监察监督职权予以剥离整合，但这些职权规定在上述既有的法律当中，故而需要对其进行修改或废止。即便是有了违宪审查制度，它也不是宪法秩序和宪法发展的全部。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先行后是否会出现良性违宪的问题，这个问题今天又浮现出来，需要认真对待。这一论述颇有特点，大约是一种较为直接的回应方式。
